導語：“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5年前的1949年1月31日，中國共產黨開創(chuàng)了以打逼談、以武促和的“北平方式”，使這座歷史文化古城以不流血的方式獲得新生，也為之后和平解放湖南、新疆、云南等地作了示范，大大加速了全國解放和統(tǒng)一的進程?！皠佣鴦偃?，成功出于眾者，先知者也?！薄氨逼椒绞健背晒Φ谋澈?，三千地下黨先敵一步、多敵一手、高敵一籌的卓越情報工作發(fā)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關于北平和平解放進程中的情報工作，聶榮臻元帥曾評價說：“北平和平解放，固然首先在于當時已成大軍壓境必然勝利之勢，但和劉仁同志領導的地下黨從內部密切配合，促使傅作義將軍接受和平條件，也是分不開的?！盵1]

情報力量遍布京城

平津戰(zhàn)役前夕，中共在北平的地下黨員人數(shù)已由抗戰(zhàn)時期的200人發(fā)展到3376人[2]。學校、工廠、鐵路、市政、新聞、出版、服務行業(yè)和醫(yī)院、電訊部門都建立了地下黨組織。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聯(lián)盟等黨的外圍組織成員也發(fā)展到5000多人，遍布全市各行各業(yè)。

地下黨組織及其外圍力量的迅猛壯大，為情報工作觸角的拓展延伸，打下了堅實的人脈基礎。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市工作部、中共中央社會部、軍隊政治機關敵軍工作部都在北平設有情報機構，競相在敵內部布設力量，多渠道平行展開情報搜集，彼此補充，相互印證，聯(lián)手編織出一張覆蓋北平四九城的情報大網(wǎng)，從最高長官傅作義身邊人員一直延伸到社會底層的浴池工人、人力車夫。

緊緊圍繞傅作義本人搜集情報。中央情報部應時“激活”早已潛伏在傅作義身邊任少將隨從秘書的情報內線閆又文，李克農選派專職交通員王玉與閆又文單線聯(lián)絡，親自指導每一次接頭會面的各項細節(jié)。與此同時，華北分局城工部部長劉仁指示北平地下學生委員會負責同志，將地下黨員、傅作義女兒傅冬菊從天津《大公報》調往北平工作，入住傅作義中南海總部，派專人與她單線聯(lián)系、指導工作。

在敵軍政部門投棋布子。華北“剿總”司令部司書劉光國、保密局北平站學運組組長陳頤華、國防部聯(lián)合后勤司令部第五軍區(qū)（專管華北“剿總”后勤供應）副官高啟、華北“剿總”文印室工作人員甘霖、《平明日報》采訪部主任李炳泉、《益世報》采訪部主任劉時平、《平明日報》軍政要聞記者劉光人、美國軍事顧問團駐華北區(qū)勵志社招待所物資管理員郭維坤等一大批中共地下黨人利用各種關系打入敵人內部，借職務之便搜集情報。

充分發(fā)動各界群眾。華北局城工部下屬的學生工作委員會、工人工作委員會、平民工作委員、鐵路工作委員會、文化工作委員會，也被賦予各自領域的情報搜集任務，使情報觸角向北平社會各階層拓展。其中學委力量最強，人員約占全市地下黨員和外圍成員總人數(shù)的三分之二[3]。為北平和平解放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的傅冬菊、劉厚同、杜任之、曾延毅、李騰九、鄧寶珊，都是學委領導或聯(lián)系的。

北平地下黨還特別重視通過平委會發(fā)動窮苦的社會底層人員協(xié)助情報工作。當年北平全市有90多家浴堂，共3000多名浴工。平委會在浴工中建立了地下黨組織，經常以浴池為掩護接頭聯(lián)絡，傳遞情報，考慮到浴工與社會各階層都有廣泛接觸，平委會還派人深入到北平最大、最奢華的浴池“東升平”做浴工，通過為三樓特等官堂的官僚和軍警特“服務”搜集情報。還有一些平委會成員深入到人力車行業(yè)，通過給軍警拉包車搜集情報，整天“穿破爛衣服，啃窩窩頭”[4]，白天蹬三輪，晚上住“鍋伙”（人力車夫合住的地方）。組織上刻意“卡緊”這些地下黨員的生活費，讓他們過著與浴工和人力車夫一樣的貧苦生活，以免暴露身份。

情報獲取無所不能

戰(zhàn)略情報實時精準。194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開始醞釀平津戰(zhàn)役，李克農遂于5月和10月兩次派王玉前往北平聯(lián)絡閆又文，摸清了傅作義當時的戰(zhàn)略意圖：傅作義認為我東北野戰(zhàn)軍最早在1949年5月間才能進關，他決心率其60余萬軍隊在京、津、唐（山）地區(qū)與我東野、華野會戰(zhàn)。一旦戰(zhàn)事失利，他考慮經塘沽從海上南下與蔣介石會合，或退至綏遠、后套，與“馬家軍”會合[5]。閆又文提供的情報，同時得到了其他情報渠道的印證，完全可靠。毛澤東、周恩來聽取李克農匯報后，“認為很有用，中央可以下決心了”[6]。

中央軍委即令東野圍堵天津塘沽、華野撤圍歸綏（今呼和浩特）緩攻太原、華東野暫不殲滅杜聿明部，以滯留、迷惑、穩(wěn)住傅作義，同時決定將平津戰(zhàn)役發(fā)起時間由原定的1949年1月至6月提前至1948年11月下旬。

平津戰(zhàn)役打響后，中央情報部獲取傅作義固守北平的方針及《北平城垣作戰(zhàn)計劃》《北平城防方案》等情報。中央認為，這些軍事情報反映出傅作義的戰(zhàn)略動向，他雖于1948年11月就表示愿意和平解決，但同時也在備戰(zhàn)，說明他處于和與戰(zhàn)的動搖之中?！八灾泄仓醒霙Q定，在加強軍事包圍、打消傅作義幻想的同時，要大力爭取傅作義接受和平解決方案?！盵7]

這一時期，北平地下黨也源源不斷地向平津戰(zhàn)役指揮部報送了大量重要情報，印證了傅作義在戰(zhàn)與和、守與走之間的搖擺不定。聶榮臻元帥回憶說：“在接到北平地下黨同志發(fā)來的大量情報之后，我腦子里轉著一個問題：如果我軍殲滅了天津的敵人，把傅作義將軍的退路堵死，能不能和平解放北平？”他同羅榮桓商量并以個人名義向毛澤東發(fā)了電報，提出在打下天津以后爭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建議，得到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完全同意。隨后根據(jù)黨中央指示，通過北平地下黨的關系，向傅作義提出雙方談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問題[8]。

1949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研判，傅作義在大兵壓境之下接受和平解決的可能性很大，但需要最后促進一下。在此關鍵時刻，李克農再次派遣王玉進入北平聯(lián)絡閆又文，閆又文幾乎每天向王玉提供一份書面報告，敘述傅作義的思想動態(tài)和具體表現(xiàn)。這時，傅冬菊在組織安排下回到傅作義身邊，她每天向上級匯報傅作義的動態(tài)和心態(tài)，包括傅作義唉聲嘆氣，發(fā)脾氣，咬火柴頭，甚至想自殺等細枝末節(jié)的情緒變化。“有時他頭天晚上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他上午的事，下午地下黨就知道了?！盵9]聶榮臻元帥評價說：“幾十年來，我打了許多仗了，能夠如此及時了解對方最高指揮官的動態(tài)，還是不多的。這對我們作出正確判斷，下定正確決心，進行正確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盵10]

戰(zhàn)場情報敵未動我先知。其中最為輝煌的情報戰(zhàn)，當然是獲取敵偷襲西柏坡和石家莊的作戰(zhàn)計劃。1948年10月中旬，蔣介石與傅作義密謀以“圍魏救趙”的辦法，打著“援晉”的幌子突襲西柏坡和石家莊。12月23日，傅作義召開秘密軍事會議，下達了偷襲命令。然而，偷襲部隊還未出動，偷襲計劃就已被我方獲取。這段歷史看似廣為人知，但對其中兩個關鍵問題未必盡知其詳。

其一，這一情報并不是許多人所說的通過3個渠道獲取的，而是由3名情報員通過4個渠道獲取的。打入華北“剿總”司令部任司書的地下黨員劉光國通過兩個渠道獲取到這份情報。華北“剿總”有關部門草擬偷襲計劃伊始，劉光國就察覺到敵人在調兵遣將。他從一個繪圖員處了解到，剛剛繪制的作戰(zhàn)圖上，在石家莊附近阜平一帶標有轟炸目標。隨后，“敵軍作戰(zhàn)參謀何祖修又將發(fā)給九十四軍偷襲石家莊、阜平、平山后方的作戰(zhàn)命令交給我們的一個秘密情報員抄寫。這樣，劉光國等同志獲得了整個作戰(zhàn)計劃”[11]。劉光國小組將兩條渠道獲取的偷襲計劃迅速報告了上級。因秘臺出現(xiàn)故障，由地下交通員將情報內容背下來，火速趕到解放區(qū)作了報告。傅作義23日召開秘密軍事會議的當晚，打入《益世報》任采訪部主任的地下黨員劉時平，以綏遠同學、同鄉(xiāng)關系邀請受命參與偷襲的敵整編騎兵第十二旅旅長鄂友三和保密局華北站站長兼華北“剿總”爆破隊隊長杜長城等人聚餐，摸清了秘密軍事會議的情況。為防萬一有詐，他又利用記者身份到西直門火車站察看動靜，弄清了部隊番號、列車的方向和開動時間，隨后報告了上線[12]。次日，地下電臺冒著被敵人偵獲的危險，破例在上午開機發(fā)報，將情報及時報告到黨中央。此外，打入華北“剿總”文印室的地下黨員甘霖也獲取了同一情報。

其二，毛澤東嚇退兩萬敵兵、導演“空城計”的3條廣播消息，全都是運用情報加以偽裝寫就的。第一條消息是10月25日通過新華廣播播出的：“……據(jù)前線消息，蔣、傅決定集中九十四軍三個師及新二軍兩個師，經保定向石家莊進襲。其中九十四軍已在琢縣、定興間開始出動……”消息播出當天，進一步收到敵偷襲計劃詳情，毛澤東運用此情報寫就第二條消息，26日經新華廣播播出：“……聞匪兵力，除九十四軍外，尚有新騎四師及騎十二旅，并附爆破隊及汽車百余輛……據(jù)悉，敵軍準備27日集中保定，28日開始由保定南進。進擾部隊有九十四軍軍長鄭挺鋒，新編騎四師師長劉春方，騎十二旅旅長鄂友三……”鄭挺鋒收聽廣播后向傅作義報告：“彼方已有所感，必然預有準備，襲擊難收效?！彼倪@一反應又被我情報人員第一時間獲悉，于29日晨報到中央。毛澤東見廣播有效，再次運用情報寫就了第三條消息交新華廣播播出：“傅作義匪軍鄭挺鋒、劉春方、鄂友三、杜長城（爆破隊長）等部總共不過兩萬人，昨28日已竄到保定以南的方順橋。鄭匪九十四軍只來兩個師，留一個師在琢縣、定興線。劉、鄂等匪在鄭匪背后跟進中……”鄭挺鋒收聽到前兩次廣播后，命令部隊放慢了行進速度，收聽到第三次廣播后，當即把部隊縮了回去。傅作義見偷襲已無可能，不得不取消了作戰(zhàn)計劃。

戰(zhàn)術情報“有問必答”。天津解放后，北平守敵被我嚴密包圍，傅作義下令在東單廣場搶修了臨時機場，企圖將部隊空運出去。得悉情報后，我軍炮兵開始封控該機場，但由于當時瞄準校正系統(tǒng)還比較落后，炮彈命中率很低。經與地下黨聯(lián)絡，炮兵又朝東單一帶打了兩發(fā)炮彈，地下黨派人實地勘察，用腳步丈量出了準確的彈著點數(shù)據(jù)。根據(jù)我圍城部隊所提需求，地下黨又對北平各個城門及城墻的位置、高度、厚度進行暗查，用數(shù)磚塊的辦法，先量出每塊磚的長度、寬度，再一塊塊累計，算出城墻的高度寬度。

平津戰(zhàn)役前夕，我軍破壞了北平至張家口敵鐵路運輸線。為防止敵人搶修鐵路，我軍動用了整整一個縱隊兵力沿鐵路線布控。為了摸清敵修復能力，在豐臺橋梁廠工作的我情報員許同慶，通過熟悉的倉庫管理員了解到倉庫早已無貨，又親自查看了庫存登記簿，發(fā)現(xiàn)鋼軌、魚尾板、道叉子等修復鐵路的物資確實已無庫存，敵人短期內難以修復鐵路。

情報傳遞暢通無阻

革命戰(zhàn)爭年代，情報傳遞主要依靠人力交通和無線電臺兩種方式。平津戰(zhàn)役期間，特別是北平被我軍分割包圍、平津交通線被我軍切斷之后，靠人力交通傳遞情報變得既艱難又危險。在此情況下，可以快速、安全地遠程傳遞情報的無線電臺，就成了北平地下黨與解放區(qū)的主要通聯(lián)手段。

早在抗戰(zhàn)后期，華北分局城工部就深謀遠慮，開始為秘密電臺選拔培訓報務員、譯電員，陸續(xù)派進北平隱蔽待機。至平津戰(zhàn)役發(fā)起，已建立起完備的秘密電臺系統(tǒng)，保證了北平地下黨與華北局、平津戰(zhàn)役指揮部、黨中央之間情報通聯(lián)的暢通無阻。當時活躍在北平地下的情報秘臺共有3套人馬，即3部電臺、3個報務員、3個工作秘點，各自為戰(zhàn)，互不交叉。這種配置既不怕某個電臺發(fā)生故障，又能避免被敵人“一網(wǎng)打盡”。在駐扎著20多萬國民黨部隊、特務警察憲兵遍布全城的北平，秘臺3套人馬始終未被敵人發(fā)現(xiàn)，一直戰(zhàn)斗到北平和平解放。當年的譯電員方亭回憶說：“我們的地下電臺沒有發(fā)生過電影中那種扣人心弦、引人入勝的驚險鏡頭，沒有格斗，也沒有槍擊。我們有的只不過是平凡瑣碎的工作，小心謹慎的行動，和對黨的事業(yè)的忠誠?！?/p>

秘臺3套人馬之所以能夠創(chuàng)造電臺始終沒有暴露、人員始終安然無恙、工作始終未出差錯的奇跡，主要得益于華北分局城工部為確保秘臺隊伍的政治堅定、忠誠可靠、技術精湛、安全保密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是得益于嚴格的政治標準選人。二是得益于實用的無線電技術培訓。三是得益于深入細致的行前教育。四是得益于為每位同志量身定制的“護身符”。每人行前都要改名更姓，即使進入解放區(qū)后已經改過一次姓名的，此次進城再改一次；每人都有可靠的職業(yè)身份掩護，以及與職業(yè)匹配的“行頭”；每人都有與本人情況相適的掩護“家庭”，假扮夫妻、姨甥或叔侄等。五是得益于嚴明的紀律觀念。電臺人員不去公共場所，不看影劇，不看進步刊物，暫停組織生活，不與外界聯(lián)系，3部電臺之間不發(fā)生橫向聯(lián)系。方亭幼年喪父，母親守寡把她撫養(yǎng)成人。她離開北平奔赴解放區(qū)已經4年半了，進城后極想去看母親一眼，然而工作紀律規(guī)定，電臺人員除接頭聯(lián)絡的工作關系外，不得與任何他人聯(lián)系。同在一城，母親近在咫尺，也不能去探望。方亭曾與一名交通員單線聯(lián)絡，每天接頭，卻互不打聽，見面只言片語。直到臨近解放，她才知道對方叫張彬。艾山一度也曾與張彬交換電報，見面時彼此都不通報姓名。因張彬很瘦，艾山只好暗中稱他“猴子”，張彬則在上級面前稱艾山為“小辮子”。方亭與艾山是十幾年同學，情同手足。北平解放前兩個月，組織上為適應新形勢要求，安排她倆同住一處，艾山負責報務，方亭負責譯電。按照工作紀律，報務員只收發(fā)電報，不得知悉電報內容。每當譯電看到振奮人心的消息，方亭非常想與身邊這位同志加閨蜜分享，卻也只能不動聲色把喜悅埋入心頭，不向她吐露一個字。六是得益于靈活多變的工作策略。電臺的波長、呼號和密碼經常變換，電臺人員的住處經常變換，電臺嚴藏深隱，天線巧妙偽裝。平津戰(zhàn)役前，發(fā)報量不太大，3部電臺輪流作業(yè)，收發(fā)報時間相互錯開。這種變化無常的工作方式，令敵人很難發(fā)現(xiàn)電臺作業(yè)規(guī)律，很難偵測到電臺位置，很難捕捉到電臺信號。報務員和譯電員與交通員聯(lián)絡時，每次約定3個時間、3個地點，遇有情況第一次接不上頭，就依次再接頭。

平津戰(zhàn)役發(fā)起后，電報量大幅驟增，且都是特急件，原有的電臺工作模式已經跟不上瞬息萬變的形勢要求，極易貽誤戰(zhàn)機。電臺領導審時度勢打破電臺不得橫向聯(lián)系、報務員與譯電員不得見面的常規(guī)，將3套人馬合為兩套集中作業(yè)，交通員直接登門取送電報，大大提高了情報傳遞的效率。據(jù)方亭回憶，關于東單機場彈著點和城墻高度厚度的情報，就是經她一手譯發(fā)的。正如方亭所說，3套人馬創(chuàng)造了“奇跡”。其實，“奇跡”之“奇”在于北平和平解放進程中的情報工作先敵一步、多敵一手、高敵一籌，在戰(zhàn)略、戰(zhàn)役、戰(zhàn)術各層次情報斗爭中全面壓制對手，造成戰(zhàn)場單向向我透明，為實現(xiàn)“北平方式”發(fā)揮了重大作用，在中外情報史上樹起了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

注釋：

[1]《北京文史資料選編》（第5輯），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6頁。

[2][12]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北京歷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534頁，第503頁。

[3]《北平地下黨斗爭史料》，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529頁。

[4]《北京文史資料選編》（第10輯），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頁。

[5][6][7]開誠：《中共隱蔽戰(zhàn)線的卓越領導人李克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296頁，第296頁，第299頁。

[8][10]聶榮臻：《聶榮臻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第558—559頁，第557頁。

[9]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北京歷史》（第一卷），北京出版社2021年版，第510頁。

[11]宋貴庚：《北平解放前夕黨的情報策反工作》，載《北京黨史》2009年1期，第10頁。

（作者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