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首次提出黨內(nèi)“四個服從”的新理念，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到1945年6月，“四個服從”理念寫入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這一段時期的黨內(nèi)教育也突出了“四個服從”內(nèi)容，對統(tǒng)一思想，貫徹“四個服從”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突出紀律特性，強化服從意識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明確了“四個服從”的兩個特性。一是紀律特性，毛澤東指出“四個服從”是黨的最重要的四項紀律，“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tǒng)一”。二是組織特性，全會通過的《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guī)則與紀律的決定》指出：“四個服從”是黨在組織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
在《論新階段》報告中，毛澤東指出：“經(jīng)驗證明：有些破壞紀律的人，是由于他們不懂得什么是黨的紀律”，紀律教育相比組織原則教育更易喚起黨員在思想上的重視，牢記“四個服從”，強化遵守意識。他特別強調(diào)把“四個服從”作為紀律來教育黨員，“既使一般黨員能遵守紀律，又使一般黨員能監(jiān)督黨的領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紀律，避免再發(fā)生張國燾事件”，這也為黨內(nèi)開展“四個服從”教育要突出紀律特性指明了方向。
1941年7月，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指出為糾正部分黨員的個人主義、獨立主義、分散主義等違反黨性的傾向，必須在全黨加強“四個服從”紀律教育，要求全體黨員嚴格遵守。1942年7月，中央秘書長任弼時在中央黨校就如何深入學習貫徹好這個《決定》作了報告，他指出：“紀律教育十分重要”“黨的六中全會強調(diào)一個問題，就是毛主席報告里所提出的黨內(nèi)團結(jié)的重要，重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黨的紀律”。
陳云多次在黨內(nèi)教育中，重申“四個服從”的紀律特性。1939年4月，在中央黨校講授關于共產(chǎn)黨的基本組織原則的提綱中指出，組織團結(jié)靠紀律，紀律的具體表現(xiàn)就是“四個服從”，強調(diào)“遵守紀律是所有黨員及各級黨部之最高責任”。1940年3月，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五期學生畢業(yè)大會上發(fā)表《嚴格遵守黨的紀律》的講話指出，“黨的紀律規(guī)定：個人服從組織，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是為了保障黨的意志和行動的統(tǒng)一，也是為了保障黨的組織的統(tǒng)一”。
辨析不良傾向，批駁錯誤思想
1939年7月，延安馬列學院邀請從華中回到延安的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給學員們作《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的演講，演講通篇理論聯(lián)系實際，有理有據(jù)，引起了強烈反響。毛澤東贊揚這篇演講“提倡正氣，反對邪氣”。
《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長篇演講用了兩個半天，第二個半天是專門講“黨員在組織和紀律方面的自我修養(yǎng)”，其中主要篇幅是講“四個服從”的，可以說是黨內(nèi)“四個服從”教育的經(jīng)典一課。
劉少奇開門見山就指出“四個服從”是我黨最重要最基本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全黨同志不論黨的領袖或普通黨員，均須絕對的無條件的執(zhí)行”。接下來通過梳理出近年來黨內(nèi)在執(zhí)行“四個服從”原則時存在的不良傾向和黨員干部的一些思想疑惑，進行透徹地辨析，澄清認識誤區(qū)，有力地批駁了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
他說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就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一些同志在執(zhí)行“四個服從”原則時以種種形式和借口提出有條件地服從。主要表現(xiàn)在四個方面：一是以政治上是否正確為服從條件；二是以黨的領導機關及領導同志在工作能力、領導能力上的強弱作為服從組織與上級的條件；三是以組織與上級黨負責人在黨內(nèi)資格深淺及地位高低作為服從條件；四是以組織與上級負責人態(tài)度好否、有無成見、個人感情好否等作為服從組織與上級的條件。對于每個方面問題，都列出三至五條理由進行嚴密地分析，深刻地論理，鏗鏘有力地駁斥“這是不對的！”，讓聽者很受震動。
同時，劉少奇還指出“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就是機械論，一些同志錯把不顧實際情況機械地服從當成了絕對服從。他闡釋了三種不應機械服從的情況。第一種，不是不能根據(jù)實際情況的變動和新的革命斗爭經(jīng)驗的吸收來補充、發(fā)展甚至改變黨的決議與上級指示之某些個別條文、個別結(jié)論。第二種，不是說當組織與上級的負責人反對國際、中央與高級黨部時仍須服從；也不是說在發(fā)現(xiàn)某某負責人在基本上有重大的不忠于黨的事實的仍須服從。第三種，不是說對上級和組織關于每一個純粹帶著實際性質(zhì)問題的指示，也不能在執(zhí)行時依據(jù)情況的變化而有任何的改變。
1941年11月，返回華中工作的劉少奇還抽出時間在華中局黨校專門作了一場《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yǎng)》的報告，使華中各抗日根據(jù)地的機關、部隊的黨員干部普遍接受深刻的“四個服從”教育，有力地促進了根據(jù)地的團結(jié)鞏固。
開展案例討論，促進對照深省
1939年5月，中央黨務委員會向全黨通報了一個叫劉力功的新黨員討價還價拒不服從組織分配工作而受到開除黨籍處分的案例。通報指出，黨已經(jīng)盡了最大的努力，對劉力功進行說服教育工作。“個人服從組織、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是黨的紀律，黨的紀律不容任何人破壞。劉力功違犯了黨的紀律，又不接受黨的教育，改正自己的錯誤，因此決定開除其黨籍，并公布于全黨。
“劉力功問題”是普通黨員違犯“四個服從”紀律的典型案例。在通報發(fā)出后，陳云要求延安各機關、學校組織黨員圍繞“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黨籍”專題集中開展大討論和對照檢查，借機進行一次活的“四個服從”教育。他說，黨不僅在課堂上要教育黨員遵守“四個服從”紀律，而且要在每個具體違犯“四個服從”紀律的問題上給予紀律的教育。
為指導推動這次案例討論，陳云專門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發(fā)表署名文章《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核心觀點就是全黨同志應從劉力功案例中接受教育：怎樣才叫做真正遵守“四個服從”紀律。他說應從兩個方面來評判，一方面遵守紀律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行動上。另一方面，在實際執(zhí)行黨的決議中是迅速確切的，而不是拖延的、敷衍的，甚至故意歪曲的。這就要求每一個黨員在接受黨分配工作時，只能是這樣的立場：“我個人有做某種工作的愿望，但是如果黨有任何別的決定，我絕對服從”。反之，劉力功搞“兩面派”，曾經(jīng)舉過手“擁護”黨的紀律，但是要他從口頭上贊成到實際上執(zhí)行黨的決議時，就完全相反，不遵守黨的紀律了，而且黨組織曾經(jīng)與他談過7次話。文章的最后，陳云也表明了中央的決心，黨內(nèi)“決不允許那些明知故犯的不能自覺遵守紀律的分子存在”。
劉力功案例大討論取得明顯成效，延安機關、學校的黨員紛紛對照劉力功案例檢查自己是否真正遵守“四個服從”紀律，并且迅速進行整改，出現(xiàn)了服從組織分配工作的新氣象。一些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黨員，主動撤回請求。一些分配工作還未到崗的黨員，立即打起背包出發(fā)。
